梅贻琦先生1931年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他又将之引申为著名的“大楼大师说”。对于大师和好教授的拥有，于今正日益成为高校竞争几乎最为重要的手段，所以各高校对于人才的追求，在近年来新招频出，为招徕和培养人才常常不惜代价。客观地说，对于人才的这种渴求，造成了对知识的尊重，一定程度上利于鼓励教学与学术的成长。

正是基于高校名师竞争的加剧，一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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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纷纷出台新措施，以改革图谋胜势。而改革往往伴随着的是争议，前有北大教改为证，今有华师“狠招”待议。所谓“狠招”，是华南师范大学明文规定，45岁以下没有博士学位又没有在指定时间内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将给予惩罚，有可能在将来的聘任中受到限制。

鼓励别人读博士，自然是没有错的。博士，顾名思义，博学之士也。学生们如有博学之士为师，“传道、授业、解惑”想必事半功倍。如此观之，华师培养教师队伍博士化，用意不能说不足深，用心不能说不良苦。

可惜，众所周知，如今的博士已大不比以前了。造博工程使得博士开始满天飞，博士生招收和学位授予关系化现象在某些高校已是公开的秘密，赫赫有名的北大法学院便因“德怀门”事件蒙羞。既然在华师，年轻教师不读博便要受惩罚，想来他们从此得绞尽脑汁，出动各种智慧，以求一纸博士文凭。

梅贻琦先生又说:“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以文凭而不是实际学术水平作为衡量一个人知识拥有量的标准，恰是高校唯文凭论以至于唯博士论的最好注脚。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导学生，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应当把授课放在首位，否则，学校也就无以成之为学校。上海交大晏才宏老师到57岁因肺癌去世时还只是讲师，却被学生誉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之所以连副教授都未评上，是由于从未公开发表过论文。论文和博士学位，正是高校教师得以职务和职称提升的两大核心保障，可惜少有人问及论文型教师和博士教师是不是就一定能把课讲得比其他人好。

45岁以下必须读博士，且要指定时间，看起来能够激励年轻教师在学术上加把劲，但恐怕激励更多的是学术上无突破性的叠加以至于粗制滥造。不读博士便施以惩罚则更显校方焦急之情。可是，焦急不等于学术和教学就能急上去，学术有学术的规律与规范，以行政的手段来力促学术，不免有南辕北辙、舍本逐末之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正儿八经的一个本科毕业生，也不见得学问比那些拿了洋博士的海归派差嘛。不过他要是再年轻30来岁，在某些大学怕真是难有出头之日。

大学改革不是搞运动，呼啦啦就能造成一群名师和大师。博士生招收和学位授予如果因为某些政策而实际造成降低门槛的结果，这个改革就需要反思。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成长，与一个人对教学方法的掌握和对学术的钻研以及天分有关，又岂是罚出来的？

作者: 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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