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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春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纯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像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还津津乐道。

1985年，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一个关键点，何去何从，面临新的抉择。而由数十位国内外顶尖经济专家参与的巴山轮会议，给中国经济发展间接地提出了治理方向，让中国人初次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什么是中国眼前该做的事情。

从一定范围来讲，巴山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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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

启蒙宏观经济管理

“巴山轮会议”召开的一个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中国经济学家面对此情此景，显得理论单薄，彼此也不服气，对于现代经济学没有普遍共识。

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起飞派”，认为这些都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按这种观点，如果要实行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改革。

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

“巴山轮会议”上，参会的各国经济学家，不管是哪一派，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争论。他们在研究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后，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表现出过度需求的特征，投资热，工资膨胀，处在工资推进与需求拉动膨胀之中，经济出现了过热，必须改革。

针对此问题，国外经济学家总的对策意见是要收缩信贷，压缩需求。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这位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人物尖锐地说出了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来避免(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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