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倡导争取下成立的，巴金曾为此捐款15万，并一直支持文学馆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巴金在“五四”时代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傅光明：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他用新文学的形式，通过描写自己体验的大家庭，以这样的视角来很好地呈现了时代；其次他是个出版家，他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出版了那么多好的丛书，长篇小说，包括他在出版上的一些作法一些尝试，预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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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严格遵循版权制度，版税制度，从来不克扣。他作为一个人的本分善良，体现在他作为出版家的方方面面。

他还是当时各种隐形沙龙的核心，靠他的亲和力，自然而然组织很多文化人，他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当年他看到曹禺的稿子，含着眼泪一口气读完，破例全部一次发完。但他从不愿说是自己发现了曹禺，而曹禺却一直到晚年还在说，“没有巴金就没有他”。

我们认识巴金不能只简单地只看到他作为作家的一面，可以说，作为其他角色，巴金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巴金，您怎样评价？

傅光明：从1949年以前写《家·春·秋》的巴金，到文革以后写《随想录》〉的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到每一段落，他几乎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作品。可以说，巴金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我们看待巴金的作品需要客观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去。

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巴金写的慰问志愿军的作品，用现在的标准看来太过直露，甚至有颂扬意识形态、歌功颂德的嫌疑。但是看一个东西要历史地看。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志愿军保家卫国，而巴金作为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该在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前线。

到了1957年反右，他的许多朋友被打成右派，他没有说很庆幸自己幸免于难，而是真诚地觉得，他的朋友们真的思想有问题。在当时，这也是正常不过的。他可能会对他们说，你好好改造思想，但他作为一个善良的老实人，从不做落井下(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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