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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在即。与以往相比，这次地方党委换届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是改革的力度颇大，诸如力图在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等等。这样的改革目标取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日前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在谈及党政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等三项规定中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时，他就指出了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官多为患。

中组部原部长谈“官多为患”，感受必然异乎寻常人等，尽管其人已不在其位，但某种意义上仍然属于权威的声音。我们的“官多为患”到了什么程度？张全景最清楚不过: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张全景把这种现象称为“古今中外没有过”。患者，祸害也，灾难也。那么，度张全景的语意，这么多的官实乃有害无益，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其实，这样的认识早已见诸媒体。去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即计算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中国平均每26个人就得养活一个官员，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官民67∶1和10年前40∶1的比例相比，负担之重是史无前例的。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官，而且到了“为患”的地步？论者早已达成共识:因人设位、因官设职，落后的公共行政方式不适应新型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要求，诸如此类。公正地说，我们的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都有回潮——同时意味着“官多”的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但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样一个怪圈也是一定程度上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探讨所以“官多”，固然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举；但还须探讨“为患”的程度，从结果上的触目惊心，更可以逆推出裁汰冗官的极端必要性。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提起“官多为患”，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宋王朝。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研究得出:“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其冗官问题不仅为后人所诟病，在当时也为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哲宗朝的翟思就曾公开道出害处:“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这种状况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没什么两样。我们今天如果不想重蹈前人覆辙的话，就必须把“官多为患”这个各地普遍的、有目共睹的既成事实，尽可能快地予以解决、彻底解决。

官民比例适当是和谐社会的共同特征；官民比例不当对社会安定是一个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宋朝人所说的“财政之蠹”，而且也是政治改革的绊脚石，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的顺利进行。中央现在已经将执政能力建设看作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减少领导职数、完善领导班子建设又被视作此项任务的重中之重。总之，“官多为患”在今天，已经不是“须防”的问题，是看我们有没有决心和魄力来着手解决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人们对这次四级换届寄予极大希望之信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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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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