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了烧,沙香茹照常吃喝、嬉戏,不咳不喘。

夜里两点钟还自己起来小便。凌晨4点,孩子又起了高烧,39°C多,又挂了吊瓶。40多分钟后,老伴喊醒了沙启桂说,孩子的高烧退了。稍稍舒了口气的沙启桂顺便听了孩子的胸音,发现孩子肺部已感染,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他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立即拨打了120。

4月2日早晨5时10分,他们赶到了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值班医生让他们先挂急诊,给孩子送到住院处。“120送来的是急诊,还让我们挂号,等我从院子南头走到北头挂好号再回到住院处,孩子还没有找到床位;挂吊瓶,几次没有扎正位置。”沙启桂说,“作为一个行医30多年的医生,我看出他们没有抢救此类病症患者的经验,几个医生有的衣服都没穿齐整,显得手忙脚乱。”

开始抢救时,孩子虽然呼吸越来越急促,嘴里不断吐出浅红色的泡沫,但他始终神志清楚还能说话。爱干净的孩子伸着舌头,还让大人给擦去下巴上的泡沫。

“奶奶,咱们回家。”这是孩子在抢救时跟张玉英说得最多的话,也是最后的话,至今想起仍让她心碎不已。但两个多小时后的8时30分左右,孩子不幸夭折。

孩子发个烧,却丢了性命。孩子的亲属不明白,要向医院讨个说法。沙香茹死后的当天上午,面对情绪激动的家属的质疑,一位医生向他们说:我们也尽了力了。之前阜阳市人民医院已经有5例婴幼儿患者死亡,病症跟你们的孩子类似。省里的专家都来了,但现在还没有找出具体的病因。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赶到阜阳市二院,向参与整个抢救过程的医生求证细节,医生纷纷避而不谈。记者联系到该院的一位葛姓副院长,该副院长称要了解情况,要到市卫生局去。

事情刚刚过去3周,在两年前沙学岩夫妇结婚的新房里,现在已看不到一丝关于孩子的痕迹。“我们都不能看见孩子的东西,心里受不了。孩子的衣服、鞋子、被子、玩具、书包、零食全扔了,收废品的人拾了满满一架子车走。”在客厅洁白的墙壁上,尚有孩子擦不掉的涂鸦。客厅角落里冰箱的顶上,有个孩子曾经用过的奶瓶和一枚曾经吹过的海螺,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沙启桂说,给人家看了一辈子的病,到头来,自己的孙子却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孙子犯病时,得这种病的幼儿在市人民医院都已经死亡了5例,如果政府早向老百姓公布这是什么病,这种病怎么厉害,孩子也许就不会被耽误。”

满城的“谣言”

“谣言”与恐慌弥漫在4月的阜城上空。

在北京西开往阜阳的1621次列车上,阜阳的乘客聚在一起小声讨论阜阳导致婴幼儿死亡的“怪病”;在云南开大货的阜阳籍司机,收到了妻子关于“怪病”的短信后,立即让读幼儿园的女儿不要再去上学;在阜阳市区,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能从多方渠道了解“怪病”内情的群体,记者从他们口中得到的是“怪病”致死“几例”或者“十几例”不等的坊间数据。

没有官方的关于“怪病”的任何信息,市井的“谣言”变得恣肆而扭曲。

有人称这种病是“小儿非典”,说像“非典”一样会传染;有人称是人传染“禽流感”,小儿发病时有感冒发烧的症状;还有人说是“口蹄疫”,因为明明看到患儿手、脚和嘴上会起玫瑰色的疱疹;有人说是 “手足口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我国一些城市暴发过。

各种说法开始通过网络、电话和手机短信在坊间迅速传播,恐慌情绪开始在市区蔓延并持续发酵。

尤其是那些家有婴幼儿的家长,不再带着孩子上街。很多家庭又买起了多年不用的84消毒液。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的亲戚家,有的把孩子送到了乡下。许多听说“怪病”的小班及学前班的孩子家长,索性不让孩子再去上学。据一位私立幼儿园老师介绍:“这两个星期,平日里40多个学生的小班,只能来10多个。”

4月16日下午约5时20分,阜阳市颍泉区区直幼儿园召开了10多位教职员工的“紧急会议”。 该幼儿园一名叫王震雨(音)的3岁小男孩前两天死了,直到小孩的奶奶来学校索赔,老师们才知道他因为“怪病”而夭亡。让老师们错愕不已的是,以前只是在市民间流传的婴幼儿死亡事件,竟然发生在自己的园里。

园长在会议上透露,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