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除央企外,在全国9.19万亿元国有资产中,广东有1.62万亿,占六分之一强,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而从近三年来该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来看,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案件有1119宗,占案件总数的8.6%;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国企“一把手”421人,占所查处国企领导干部总数的33.4%。去年以来,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交“红包”151.22万元。(7月13日《南方日报》)

308名国企领导主动上交红包,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的整治行动已经发挥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各大门户网站中,不少网友质疑:人均上交红包不到5000元,数额太少,只具有象征意义,根本没有触及红包问题的根本。

从近来媒体曝光的一些国企领导贪污、受贿案来看,一人涉案金额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并不在少数。这样看来,公众产生怀疑并不难理解。透过公众对308人上交151万元红包的不信任态度,也可以看出当前廉政建设与公众预期还有较大距离,反腐任务还十分艰巨。

人均上交红包5000元并不是说人人上交5000元,在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中,肯定有人收受的款额远远超过了5000元。除了主动上交者外,我们也不能排除还有心存侥幸,没有上交或者没有全额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国企领导到底收了多少红包,还是个未知数。当然,笔者期待,有关部门对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的少数“红包领导”一查到底,净化国企环境,消除社会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透过红包,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向国企领导送红包?国企领导为何敢于收红包?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国企领导权力寻租的市场也越来越小。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体制转型的时代,由于经济转制,国企领导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大,由于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没有同步跟进,或者是法不责众,因国企领导决策失误,徇私枉法、中饱私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并不少见。

因此,对国企红包现象,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要严厉查处具有贪腐行为的国企领导与行贿人,让国企领导与行贿人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贪腐,不敢送红包;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国企重大决策程序细节放到阳光下“暴晒”。比如通过政府或者国企网站向社会公示,自觉接受国企普通职工质询与公众舆论监督。从源头上减少其贪腐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面还应该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框架内,完善国企领导及其配偶子女财产公示制度,亮出国企领导的真实家底,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推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红包痼疾,逐步消除公众对国企领导贪腐行为的怀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