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学堂：我们离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多远？

序：中国人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学不是迷信或伪科学

鲁迅在他的小说《药》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华老栓唯一的儿子小栓患有痨病，久治不愈。老栓听说用人血蘸的馒头可以治愈小栓的病，就横下一条心，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揣在怀里出去买这个人血馒头给儿子吃。华老栓在大街上远远目睹了残酷的杀人场面，惊慌中他躲在一个店铺屋檐下不敢再往前走。在一个充满杀气的刽子手里，老栓买下了那个还滴着鲜血的馒头，他战战兢兢地捧着馒头回家，让儿子吃下去，并安慰正在不停地咳着的小栓说“吃了保好”。小栓顺从爹爹的意愿，在灰暗的屋子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大口吃了下去。老栓看着孩子的样子，幻想着有一线希望出现在这个家里，儿子的病或许就痊愈了，他那布满皱纹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秋天过去了，华小栓的病没有因为吃了沾血的馒头而变好，反而越来越重，最后他还是死去了。

编注：迷信，源于对科学的不了解。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依然迷信算命先生、迷信所谓的偏方。

科学不是万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1887-1969，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并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编注：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本身也是一种迷信。科学不光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在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同样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科学不是“万恶之源”

二十世纪中期人类文明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科技的大大进步，其成就一方面是可以飞上太空，登陆月球，对人类环境的改善，使人生活质素可以大大提高，又于医疗和药物上的突飞猛进，延长人的寿命。

但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空前地拥有了毁灭自己全体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控制在敌对的两大阵营手中，无任何保证使两方不会因一时错误抉择而同归于尽。

人对大杀伤武器似乎还会注意和控制，但另一种毁灭性的威胁，却是无日无之地进行，那就是对大自然生态的破坏，及对人食物链的污染。科技的普遍运用已带来危机重重，但人却缺乏一套普遍共认的价值观，去控制科技，克服危机。对科技的批判反省，已成为二十世纪哲学与文化的一个核心课题。

编注：环境污染和破坏，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固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后果，但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如道德），而非科学本身的问题。让科学的问题归科学，让社会的问题归社会。我们应勇于为自己的道德问题买单。

不应打着科学的口号怀疑一切

怀疑精神是需要从小培养的，让每一个人自小学会独立思考。胡适何以成为一代文坛硕宿？就靠他的怀疑精神。他少年时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说：“我是带着对母亲的一份眷恋，带着一点怀疑精神离开家乡的。”先生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一语出自《左传》，胡适怀疑，课后对先生说：“此语应该出于《易•系辞上》。”

马克思也有一个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自然是因为他“怀疑一切”。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没有怀疑精神，就没有进步。

在科学研究领域，“怀疑一切”有其存在的一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怀疑一切”，就只能说是一种病态。而任由这样的心态蔓延开去，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便会产生信任危机。

编注：无知的“怀疑一切”是柄双刃剑，伤害着社会的和谐，伤害着文明社会的进步，伤害着无数的你我他。

谋略代替不了科学

谋略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时代。从诸子百家、合纵连横、王公大臣对智谋韬略的特殊期待，到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 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再到对治国、戍边、削藩、用兵的系列论述，使得权谋韬略成为与科技、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项独立文化形态。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进 程中逐渐演化、渗透到中国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里头。如今时过境迁，虽然古时具体的计谋方略已经废弃不用，比如商鞅的用奸连坐，韩非的驭臣七术，但是 潜伏于这些谋术当中的观念模式和心理氛围却奇妙的延续着，乃至成为国人的主体人格。它像亡灵一般笼罩在活人的头上，弥漫在社会的规则里。

编注：在科学技术和社会道德成为社会两大主体的今天，中国人仍将谋略奉为圭臬，将自然规律、社会规则和道德排在后面。

科学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博物馆科技馆多如牛毛，有国立的、私人的、民间社团的。最有意思之处不在数量之多，而在于内容繁杂，五花八门，为一部书、一幅画、一种民间小吃都能建博物馆和科技馆。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馆所，它们不但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还在潜移默化当中大大 推动了社会整体科普水平。返观我们，无论是科普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宣传和社会推广，还是对科普领域的财政投入，以及通过行政力量强化公共对科学的认同和共鸣，都做得很不到位。

当然，科学素质的高低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公民意识的强弱“一脉相承”，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3.27%，这足以说明：在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跨越中，我们需要弥补很多“欠账”，尽快提升科学素质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编注：科学素养应成为一项重要的、普遍的公民素质，不是科研人员或者一部分人的事情。

科学需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

很多中国人不懂“事实判断”，并非完全在于他们太傻，也并非完全在于他们不爱动脑子。中国有些圣人和伟人，有意无意地不提倡甚至不允许国民进行“事实判断”，直接就向其灌输钦定的“价值判断”——我说的都是对的，你必须按我的价值观想问题、做事情。他们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的伟大目标，不惜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政治挂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孔孟之道就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堪称世界奇观。一旦这种单一的、强制的价值观有问题，则必酿成大祸。无数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推进思想解放和思想多元化，最应该做的，就是允许和教会国民进行自己的“事实判断”，并且不能对历史和事实进行人为的处理和歪曲，应将真相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众。如果公众都知道了事实，还会轻易眼含热泪高 呼“万岁”吗?

编注：科学需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却常常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做一团。

科学需要严谨的精神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严谨都是一种优点。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地区，找些作风严谨的人士并不难，难的是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国家全是这样风格的人。德国就是这样的地方。

国内某家医院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称该医院大楼是德国建筑师在 1919年设计建成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87年，现在到了设计年限，要注意该建筑的修缮和安全。之后过了几天，德国方面又打电话给医院，提醒该建筑需要修缮或者重建，让那家医院的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德国人请客甚至会把时间定为7∶15，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整数时间7∶00或7∶30，他们会精确到分钟，而不是我们习惯的小时。如何保证按时到达呢？他们也没有诀窍，只能是提前出发，以便留出充足的时间。但是到目的地后他们不会进去，而是在附近耐心等待。结果就是，和法国人散兵游勇稀稀拉拉赴约、前后能拖一小时相反，德国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聚会可以在几分钟内到齐。

编注：科学需要严谨的精神，而中国人却最喜欢用“差不多”、“大概”等词语。

科学需要理性精神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与其科学方法特别是理性思考密切相关。他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现象或大量实验事实中，在“无奇”时看出“例外”，识别那些“比较显著的事实”，即带有关键性的事实，然后紧紧“抓住作为出发点”，经过理性思考揭露其本质，“从中获得一般的法则和结论”。譬如他从家养动物耳朵下垂的现象中发现了这与“用进废退”有关；从许多昆虫陷入毛毡苔事实中发现了这种植物有奇特的吞噬能力等等。他还特别注重运用理性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理性思考是科学精神的内在素质基石。它不是停留在事物或现象的表面作就事论事的说明，而是以实践中得来的感性材料为基础，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比较、分析、综合、概括，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显然，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理性思维能力，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事物现象的表层，无法有所发明创造，也无法取得良好的业绩，一个人也是如此。

编注：中国人要么不够理性，要么太理性。不够理性，以致于盲目、狂躁；太理性，以致于麻木、冷漠。

科学需要实证精神

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开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的先河，他的一些思想为E.迪尔凯姆等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继承和发展，成为100多年来西方社会学发展中的主流。

他认为，人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此种称谓足可以表明其性 质，起码对于那些了解其真正普遍意义的人来说是如此。第一阶段，虽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后应始终将其视为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解体性的变化阶段，仅仅包含单纯的过渡目标，由此便逐步通向第三阶段。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 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

编注：科学是重要的是一种理性和实证精神。而我们中国人却总是喜欢随便下结论、喜欢相信奇迹。

科学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梅契尼科夫是一个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他性格喜怒无常，经常毫无顾忌地当众宣布自己的伟大理想，曾经闹出很多笑话。但是这个人对待科学的态度非常诚实。 他从小就有一个伟大理想，立志要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家。他还不到二十岁，就往科学刊物上投稿。有一次，他在翻阅一大堆关于甲虫的研究资料后，觉得自己有 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个小时之内就写好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还很自信地连夜把稿件寄了出去。第二天，他又翻阅前一天写过的草稿，发现昨天得出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于是他又急急忙记地写了一封短信寄给刊物的主编，信上说：“昨天寄的稿子，请不要发表，我发现我弄错了。”

后来，梅契尼科夫成了微生物领域著名的科学家。

编注：犯错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犯错了还不愿承认。而在中国，又有几个人能像梅契尼科夫那样，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科学呢？

科学需要怀疑与批判精神

伽利略从小热爱自然科学，他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他老是问父亲，为什么烟雾会上升？为什么水会起波浪？为什么教堂的顶上尖、底层大？

一天下午，伽利略注意到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开始以一个很大的弧度摆动着，弧度变小时，摆动的速度也变慢了，他觉得链条的节奏好像是有规律的。虽然往返的距离越来越小，但吊灯每往返一次所用的时间似乎都是一样长。没有钟表，他就用右手按住自己的脉搏，默默地数着吊灯摆动的次数。无数次实验后，他终于发现了摆来回摆动一次的时间是由绳子的长度决定的，不管摆的重量如何，与振幅无关，这就是摆动定时性定律。后来伽利略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编注：我们要么容易轻信，要么就盲目地批判，更不要说质疑科学权威了，就连简简单单一个谣言，就能把我们骗得晕头转向。

科学需要善于观察和思考的精神

牛顿，1642年12月25日生于英国林肯郡伍尔索普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他在格兰撒姆的公立学校读书时，就表现了对实验和机械发明的浓厚兴趣，自己动手制作了水钟、风磨和日晷等。苹果落地引起他的注意是偶然的。一个炎热的中午，小牛顿在他母亲的农场里休息，正在这时，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下来，这个苹果不偏不倚，正好打在牛顿头上。牛顿想：苹果为什么不向上跑而向下落呢？他问他的妈妈，他妈妈也不能解释。大凡科学家都保留一颗童心，牛顿更不例外。他因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最终，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编注：奔跑在功利单行道上的中国人，似乎总在忙这忙那，来不及停下来思考和观察生活。

科学需要实践精神

对于雷电，古代曾有很多说法。中国人传说这是雷公电母在惩治邪恶，后来的欧美人又把雷电和上帝联系起来，说是上帝主宰雷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许多人都想用科学的方法揭穿雷电的秘密。第一个做这种实验并取得成功的人是美国人富兰克林。

１７５２年７月，富兰克林做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实验。他在大雷雨即将到来之前，把一只大风筝放到天空，风筝越飞越高，肉眼几乎看不见，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富兰克林握风筝线的手突然感到一阵麻木，紧接着，挂在风筝线下端的铜铃碰动起来，伴随着阵阵声响冒出点点火花。“成功了！成功了！”富兰克林扔下风筝兴奋地大叫起来。他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揭开了雷电之谜。

编注：富兰克林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捕捉雷电，而我们似乎只会闭门造车，若我们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做科研，也许中国人早就拿过诺贝尔奖了。

科学需要开放兼容的精神

英国科学家戴维因为化学的发明受到法国科学院的奖励。当时，拿破仑正同反法联盟作战。有人反对戴维去巴黎，但戴维还是去巴黎领回了奖金。 “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应当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政府不应当限制。”

诺贝尔曾侨居俄国，并到欧美各国学习，精通俄、英、法、德文，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在瑞典、法、英、德、意，他都有自己的实验室。他经营的工厂遍布欧洲20个国家。“我的家就是我的工作场所，而我则到处工作。”这里，“国界”、“国籍”的意义对他不大。而且他没有“家”，不为人父，其住宅并不豪华，但他却是“科学的保姆”。他设置的诺贝尔奖更是颁给全世界各国和平人士与科学家的。

编注：我们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这话本无可厚非。而普通中国人，则往往喜欢以“抵制某货”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却不知道发展壮大国货才是真正的王道。

科学需要创新和改革的精神

乔布斯最广为流传的一次讲话是他在2005年6月12号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的演讲。他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过你不想要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所迷惑——它诱使你按照他人的思维定势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

创新，正是乔布斯的必杀技，他的价值因此而凸显。从IT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皮克斯动画，一直到现在风靡音乐和通讯市场的iPod、iPhone，都是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的铁板钉钉的证据。

作为对创新精神的最精悍的诠释，乔布斯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一份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格言 “stay hungry，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怀若愚）”。的确，与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的“发明”相较，乔布斯的创新做到了把别人“丑陋”的发明，在美学观感与简约优雅中不断集成和升华，浓缩成引领人们生活的前沿产品。正如乔氏本人所言，“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在将创新作为共同价值观的全球IT行业，几乎没有人比乔布斯做得更好。

编注：创新是一种大智慧。而中国人，对创新没多大兴趣，却对“跟风”和“山寨”有着更大的兴趣。

科学需要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几十年内，“科学”被高高地奉上神坛，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的人文精神受到怀疑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主张“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旧的制度、礼教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礼教的载体，不分青红皂白，一并打倒，进而中国文化被全盘否定，被视为科学、民主的对立面，被全盘否定。

比如陈独秀认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民主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反传统最激烈的是鲁迅。在他看来，阴历、中医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都不符合“科学”，所以要打倒，要骂。传统人文价值被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的障碍或对立面，被称为“封建主义遗毒”，遭到摧毁、批判、破除、打倒、唾弃，人文精神遭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迅速走向萎缩。

编注：如今传统文化日渐消逝，国民也在无比功利的社会环境下日益焦躁不安。重拾传统，或许能让我们找到出路。

科学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

可以想像到，如果镭落在恶人的手中，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这里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晓了大自然的奥秘是否有益于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裨益呢，还是它将有害于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们创造奇迹，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们的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手段。我是信仰诺贝尔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将是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危害。——居里夫人

理想的科学研究被描述为一个科学家求真、至善、臻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揭示着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开发应用有利于人类利益的技术，去追求人社会的持续、和谐的发展。

编注：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添加剂、瘦肉精、地沟油这样的技术，本不该被应用，但在中国却大行其道。

科学离不开文学艺术的点缀

“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李政道教授的一句名言。考察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种“合久必分，分久思合”的历史循环。如果我们把时间上溯500年，回到伟大的文艺复兴时 代，当时，科学与艺术是融为一体的。科学的许多分支(包括数学、力学、解剖学、医学和化学)与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都在极其紧密的联系中发展着，并常常结合在个人活动中。像画家达芬奇本人就是一位大科学家，米开朗琪罗是解剖家和建筑师。从拉菲尔的名画《雅典学院》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艺术家对自然哲学的向往和崇敬。

编注：“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精辟的言论。再看看当今的中国，连大学校长也闹笑话。

科学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宗教情怀

有些人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存有不能调和的矛盾，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绝不可能同时接受宗教和科学。似乎宗教便是不科学，而科学就是一定反性灵。事实上并不尽然。如果因为哥白尼、苏格拉底诸学者之死，便认为宗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那是"以偏概全"；倘使凭着大拜拜、拜火、拜物和跳神者的印象，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同样是"选样误差"。此类权威崇拜的洋迷信和原始残存的土迷信，自然通不过科学的抉择。而且那些也并非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升华人的价值而不贬抑人的自尊；解脱人类心灵而不桎梏人的精神；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肯决，无威胁、利诱等欺骗手段；是自由、平等、大慈大悲的，绝无赎罪、崇拜、信者得救的立场问题。

科学的使命，在于探讨、发现、实证客观的法则，使之结合并服务于人生宗教的目的，在揭开万有的真相，究明生命的本源，从勘破生、死、苦、乐的问题，进而证得生命的永恒——真常、真乐、真我、真净。科学而无宗教，形同有用无体，犹如无根之本，无源之水，非仅无裨人类福祉，适足导致人性偏枯和人类的毁灭；宗教而不科学，显然是迷信而非智信，只能愚弄信徒，难期予人们以心灵救济。

编注：科学与宗教，分之则缺而不圆，背之将自陷偏枯。只有赋予科学以慈悲救世精神，才能除其功利之弊，去其僵化之失，以发挥其建设性的功用，美化人生，庄严世界。

博学多才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总之，涉及古希腊人已知和各个学科。

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他的思想曾经统治过全欧洲，改变了几乎全西方的哲学家。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编注：很多人认为，全才就等于无才，唯有一技之长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这种功利的观点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坚守真理的布鲁诺

布鲁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勇敢的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把它传遍欧洲，被世人誉为是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是捍卫真理的殉道者。1583年，布鲁诺到英国，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亚里士多德——托勒玫的地心说，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1585年去德国，宣传进步的宇宙观，反对宗教哲学，进一步引起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1592年，布鲁诺在威尼斯被捕入狱，在被囚禁的八年中，布鲁诺始终坚持自己的学说，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编注：编注：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对比现在的社会，显然很多人难以做到这一点。

倔强淡泊的法拉第

法拉第是一位功绩卓著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不慕名利的人。他始终如一地实践了自己“献身科学”的诺言。从1822年开始，他进行“由磁生电”的探索。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失败,这种实验—失败—再实验的探索,法拉第进行了10余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失去信心。终于在他40岁时,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有一位经济师曾对法拉第“磁生电”的价值提出疑问,法拉第毫不犹豫地回答说:“20年后请你交电费吧!”实践证明了他的预见的正确与伟大。法拉第的成功开创了人类电气时代的新纪元。

由于法拉第在电学和化学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非凡才能,英国法院曾经聘请他为鉴定专家,从事一些检验性的实验工作。时间不久,就获得了5000英镑的报酬。这时候,一位朋友劝法拉第辞去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到法院去工作,并告诉他,如果去,年薪可高达25000英镑。而当时皇家学会每年给法拉第的报酬只有500英镑。但是,在法拉第认为，没有钱可以,但是绝不能离开自己心爱的研究工作，便毅然放弃了。

编注：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追名逐利，无论什么行业、什么职业，都普遍“耐不住寂寞”。

坚强不屈的霍金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是当今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也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强者。他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个知道他的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他，几乎全身瘫痪，不能发音，但1988年仍出版《时间简史》，至今已出售逾2500万册，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

他被世人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另一个爱因斯坦”“不折不扣的生活强者”“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宇宙之王”。

编注：苦难是可以杀死人，也可以成就人。坚强的霍金，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纯粹严谨的钱学森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素以严谨著称。

钱学森当教授时，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出的考题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

编注：随着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大师的相继逝去，还有谁可以扛起中国的科学大旗？

服务大众的袁隆平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590亿美元相当。

然而，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才1600元。他只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编注：有人说科学是功利性的，以此作为捞钱的借口。而袁隆平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功利性，是利于人民的，是公益的，不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