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企业家违法行为里，偷、漏税犯罪比行贿犯罪较普遍。

“市场经济法治，不可以偷漏税。但是，如果去查偷漏税的问题，一查一个准。”据钱列阳透露，他代理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偷漏税问题十分突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曾给20多名资产过亿元的私营企业主上课，肖耿问：“你们中间有几个人是真正经得起查的，没有偷漏税、没有违法？”

长时间无人应答，最后，终于一人作答：“不能查，查的话，都有问题。”

“现在的企业偷漏税多，说明税务立法有问题。”在一本名为《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

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

对此，刘俊海有不同的看法。

“税务立法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比较多的还是执法也就是实际执行的问题。”刘俊海说，“我认为对此应该要树立民营企业家们的感恩心态，征税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发展经济。而这些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挣到了钱，就应该要有回报社会的心，应该自觉的纳税。”

刘俊海说，现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和税收征收机关存在一种对立的态度，“如果能行贿避税我就行贿，不能的话我就躲着你们想方设法逃税”。

对此，刘俊海说，应该在税收征收机关与纳税企业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让税收机关不再变得只是向企业收钱，而是定期向企业做宣传，为他们的纳税进行指导，并向企业公开一些内容，达成双方的良性互动。这样会让企业更加信赖征税机构，也会使企业心甘情愿地纳税”。

此外，李曙光认为，在实践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大商”屡屡陨落的原因。

“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虽已逐步健全，但更艰巨的任务是推动法律的有效实施。现在，很多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受制于部门利益，在执法、监管上责任不明。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部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李曙光说，比如黄光裕案发初期暴露的，是相关税务官员选择性执法，将漏税罚款变成了个人兜里的“好处”。

李曙光还认为，公众和公权力依然缺乏法治信念，企业家妄图恣意冲破一切规则与准绳，努力与权力捆绑，以求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反过来又使目睹怪现状的民众对违法更加毫无顾忌，甚至强化了他们对权力而非法治的信仰。

企业家违法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性，即均与公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切断其中的利益链，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李曙光认为，“治商”要先“治官”，“官正”则“商清”。

“目前‘政商结合’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部门定位不清、公权未受约束有关。政府部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可能要经历3个阶段：一是依法行政阶段；二是责任政府阶段；三是最终的理想目标———法治政府阶段。”李曙光说，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正从权力单一治理转到资本和权力共同治理。这时，权力和资本各有优势。由于政府部门的权力较大，而资本拥有者缺乏规范、正当的逐利出路，只好选择“公关”一些官员，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就成为必然。要阻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就必须要推进依法行政，减少行政审批，实行核准制并让相关者承担相应的道德风险和法律责任。

“还是要首先加强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要让他们手中的权力阳光化，接受人们的监督。”刘俊海说。

吕景胜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此外，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不能故意刁难民营企业。现在，有一些部门故意刁难民营企业，这也会促使民营企业行贿。因此，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环境进行整治、改善、规范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毕竟没有强制力，最重要的还是政府部门改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

此外，在谈到如何“治商”时，刘俊海和李曙光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监督”两字。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现阶段，监管者如何与市场保持距离、如何与被监管者“打交道”等问题，还没形成规矩。从而导致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一起吃饭甚至一起娱乐的场面频频上演。

针对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交往过于密切的现象，李曙光认为，首先要建立一道“防火墙”，然后才能规范官员的行为。

刘俊海说：“政府部门官员的工作应该透明化，要让群众监督；同时，民营企业家们在提高自身法律意识的同时，也要监督官员的工作，并相互监督。一旦发现官员有索贿或者行为不规范的行为，要及时指出并举报；在招投标等环节如果发现有其他企业存在违规行为，也要及时举报。”

在上述建议之外，李曙光还提出，应给企业家提供一套简单明了的游戏规则以及可预期的行为指南。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不仅要公开透明，更应使公众明晓违法的代价。同时，这种可预期是指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就有立竿见影的违法后果。如果有人一次次地踏入制度雷区，最后都因官员的庇护侥幸过关，那么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前仆后继、以身试法，因为违法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付出的成本。

“还应提供公平、公正的程序，避免选择性执法。相关部门应做到‘一碗水端平’，在企业家违法初期就及时介入监管，阻断违法路径，起到防微杜渐、以儆效尤的作用。”李曙光说。

2010年5月18日，国美集团董事局原主席黄光裕，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消息罪和单位行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二审维持原判；

2009年1月22日，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9年2月11日，轻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以信用证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10月，物美集团原董事长张文中，以个人诈骗罪、单位行贿罪和挪用资金罪被判刑18年；

2008年8月，天发集团原董事长龚家龙，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

2008年6月，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荣坤，一审被认定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以及抽逃资金罪，合计执行19年；

中核集团原总经理康日新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双规”，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康日新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康日新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同年，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

东兴航空创始人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