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金融：金融市场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企融资没法满足

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默许，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形成怪圈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

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详细】

上世纪：对抬普通百姓养命钱的非法集资可处死刑

现阶段：职业放贷逐利的投资风险能不能定为被骗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抬会”，抬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这些老百姓对金融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一个高额利息的吸引，大家就把钱交出去了。如果这钱拿不回来，是会波及到全家，甚至养命的钱都没有了，直接危害社会稳定。所以当时对非法集资打击非常严厉，也是这个罪名要定死刑的重要背景。

姜丛华说：“在浙江民资富裕的地区，参与非法集资的出资人都是谁呢？都是掌握资本、有判断盈亏能力、控制风险能力的人或者企业。他们往往套取银行贷款或者其他资金来获得高利，那这种逐利的风险投资能不能定为是被骗？如果是被骗，是不是说他这种利益需要保护？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司法导向，是保护哪些群体的利益。”

法学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应该给予被告减轻或者从轻处理。在吴英案中，11名借钱给吴英的被害人实际上是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

“吴英案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诈骗案的对象可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不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仍在求高回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资，他们的过错性得到极大强化。”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说，“这个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保持最大的理性和冷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身的投机性。”

高艳东认为，当不得不用刑法对集资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时，必须要贯彻精细司法的原则。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1981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7.7亿元，至案发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2008年，浙江已有5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李有星等法律学者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中国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

李有星认为，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创业失败、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集资诈骗这条不归路的商人。

2009年,浙江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7亿元被终审判决死刑后,温州的高秋荷和郑存芬均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到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1年,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主犯被判死刑……

重刑仍然阻挡不了非法集资的愈演愈烈,温州最新版“吴英”施晓洁又因涉嫌非法集资7亿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元,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近日,风传了3个月的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最终走进了司法程序,董事长被刑拘,涉案额可能达22亿元。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非法集资类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仅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类案件就同比上升了101%；2010年全年,浙江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达206起。

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份《浙江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中显示:2010年,杭州处理非法集资案47起,宁波处理49起,涉案额分别达16亿元与61亿元；丽水在2008年至2011年间已经处理此类案件涉案额达86亿元；在台温地区,发达的台会、标会、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每天有数亿的热钱在涌动。

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向记者指出,民间借贷成就了浙商,95%以上浙商有借贷。

据了解,去年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国内首个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将试点推行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并健全信息检测、预警与风险救助制度。

温州立天集团董事局主席曹绍国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监管机制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法律制度：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模糊需厘清

金融体制：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措施

牛太升、钱水土、李有星等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认为，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胡铭说：“比如说是否将借来的钱用于挥霍，是法律规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民间借贷案件背后都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挥霍的身影，在温州或者浙江其他一些地方，高息借贷以后，相关资金用于包装、摆阔等与经营的策略常常有一定的关系。”

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民间融资管理机构、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制度、信息监测统计体系、市场预警机制、规范民间融资组织和广告等等。

需要治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让自食其力、有付出才有回报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判决书》中写道，吴英承诺给放贷人的是高额回报，“而吴英从事的那些行业，明显不可能有这样的丰厚回报”，但是不仅放贷人相信，另外160多名集资者也深信不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义乌和东阳当地，集资者为了把钱送到吴英手中，还要开后门、托关系，这也是众多集资诈骗中司空见惯的情节。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说：“像病毒般蔓延的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吴英式悲剧的社会土壤，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假如整个社会不回到现实中来，假如实体经济至上还不能成为共识，吴英式的悲剧还会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