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于全兴还在天津《家庭报》做记者。他受“幸福工程”组委会委托，去西部拍摄采访贫困母亲。“这正好能捡起我多年前的爱好——摄影”，于全兴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就上路了。

元旦刚过，青海大部分地区还笼罩在漫天风雪之中。白的天，白的地，白的房屋，狂风“呼呼”刮过，寒气钻人骨髓。于全兴站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上，有些摇摇欲坠。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他只能拼命呼吸，“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还能撑多久”。

“我不是第一次去青海，但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恶劣的环境。”于全兴走访了很多乡镇，那种强烈的反差一直刺痛着他的心。“在城里，每次下雪，我女儿都欢天喜地，盼着出去玩。但在这里，一场大雪，就能埋葬一个孩子的童年。这里的雪太大了，冻得那些拾牛粪的孩子手肿胀、发紫；更可怕的是，如果牲畜被冻死，就断了全家的生活来源，对他们就是场大灾难。”

在青海平安县寺台乡窑洞村，于全兴见到一位叫王生花的妇女。她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她的丈夫在1996年因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王生花身上。她家有两头骡子，给丈夫治病卖了一头，换回600元钱。2000年，丈夫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

那天晚上，王生花饭也没顾上吃，就钻进山里找骡子去了。对于这个贫困家庭，牲畜是最值钱的财产。骡子丢了，是塌天的大事。王生花在大山里四处寻找、呼喊她的骡子，天都亮了，还是不见骡子的踪影。她没回家，继续在找。老天总算有眼，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是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右臂因此瘫痪。不久，王生花的公公也因中风倒下了。

“从此她要用独臂支撑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听着王生花痛苦的讲述，于全兴环顾王家，粗算了一下全部家当，价值不足百元。他将身上所带的一个煮鸡蛋给了王生花。她转身将鸡蛋掰碎，塞进孩子嘴里……于全兴按动了快门。

这组照片发表以后，王生花得到了一笔特殊的捐助。捐助她的是平安县寺台乡的王孝柏。王孝柏也曾是个贫困母亲，最困难时曾欠债2000元。1996年8月，“幸福工程”给王孝柏提供了2000元的资助，她用这笔钱买了4头猪，搞起了生猪育肥。2001年，有了本钱后，王孝柏又瞄上了药材种植项目，当年就获利近万元。王孝柏富了，更想帮助处在困境中的姐妹。王生花得到王孝柏1000元的资助后，搞起了废品收购……

于全兴知道这个信息后，非常高兴。他意识到自己拍的小小照片，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能给一个家庭带来不小的变化。

回忆起这些往事，于全兴说，每次整理拍摄的照片和采访日记，就仿佛重新踏上了西行的路，看着看着便会泪眼模糊。

800多个母亲的名字，于全兴几乎都能记住；谈起每一位母亲，都能讲出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说到采访，他说：“我一边拿着相机，一边和她们谈，触动我自己的地方，就举起相机。很多照片是我在落泪的同时按动了快门。我曾说过，我活了近50岁，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这个母亲叫覃纯菊，是重庆市城口县棉纱乡一个山村的。”于全兴指着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覃纯菊的家住在半山腰上，9年前丈夫因为耐不住贫困出走了。从此，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抵抗贫困。一次山洪暴发，把她家唯一的茅草房冲垮了。覃纯菊没有被吓倒，她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盖一块塑料布，靠着剩下的一面残垣断壁睡觉。

后来，政府救助覃纯菊3000元钱，让她盖房子。于是，她每天到山下的河边去筛沙子、背石头。

于全兴掂了掂，那沙子或石头一筐100多斤，自己根本背不起来。更难的是那里根本没有路，全是山。“你想想，一个女人就这么一趟一趟地背，一天背两趟，不到3个月，硬是在山上背出一栋房子。她给我看她的背，那真不是女人的背，脱了很多层皮。”覃纯菊说：“我只有靠这双手，养活女儿，供她们读书。”于全兴向覃纯菊表示，愿意资助她的大女儿上学。大女儿感动得跪在他面前，他含泪把她扶起。

于全兴每次出行，身上穿的摄影马甲里，前后都塞满了钱。“一般前面是准备给这些贫困母亲的，后面是我此行的生活和交通费用。”但有好几次，于全兴都把钱“花”得精光，只好向当地政府借钱才能回到家。

于全兴常因没钱给那些贫困母亲感到“很不是滋味”。“开始我拍一些母亲，她们躲着我，害羞、害怕；后来知道我能给她们希望，每到一个村子，很多母亲都抢着让我拍。我每次带去的‘幸福工程’资助款有限，很多母亲都拿不到。当我坐车离开村子时，她们围着车，追着，那种期盼的眼神，你真的不敢看……”

于全兴说，拍摄贫困母亲10年，他经常流泪。但在他的镜头里却很少能捕捉到眼泪。“这些母亲很少抱怨她们的生活，很少因为谈到贫穷而掉泪，只有谈到孩子时，才会有泪水。她们更多的是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女人，她们也有梦想和愿望吗？

于全兴：当然有。她们也很爱美，家里的墙上挂着捡来的破碎镜片；她们的愿望就是“我想有头牛”，很简单。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贫困人口很多，有没有人劝过您，您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于全兴：太多了，朋友家人都有，他们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你们没有进去，不知道那种感觉。我还想说个例子，在云南丘北县一个村里，有位26岁的母亲叫顾彩莲，她有两个孩子。顾彩莲后来疾病缠身，但她还是每天不停地编竹箩，好让丈夫去换回几个零钱贴补家用，她自己却舍不得看病。当顾彩莲向我诉说家里的情况时，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是那样的平静，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可我端着相机的双手却在不停地颤抖。

顾彩莲的照片在媒体发表后，3万元来自各界的捐款飞向这位坚强的母亲。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放弃做这件事的原因吧，毕竟它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于全兴：是体力吧。50岁的人了，有时候也会发憷，特别是快到暑假的时候，想着又要爬山了，每次至少也要爬三四个小时。因为没有路的地方，才是真正贫困的地方。现在我开始带我的学生们进去，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我的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还准备这样拍下去吗？

于全兴：我还会继续拍下去，但是我也开始思考怎样更科学有效地资助这些贫困母亲。下一步，我想能否将我拍摄的上万组照片，通过拍卖或其他形式，使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捐助效果。我希望有点子的朋友们，也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祝学英：“娃儿读书最要紧”

于全兴(“幸福工程”志愿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2006年4月，我只身前往西部，继续用相机记录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纳雍县猪场乡。云贵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山高坡陡，从乡里到各村，基本上都是土路；当地多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走不了，我和其他几位同行志愿者只能靠两条腿进村。

这次，我的第一个访问对象是倮(音同“裸”)保鸠村的贫困母亲祝学英。

我第一眼看到祝学英时，她正在把自家院子里沤好的肥往背篓里装，准备背到地里。“你们好！”祝学英用生硬的普通话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大家进了她家的茅草屋。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的鼻子一酸。这哪里称得上是家啊？！床是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地上放着两袋苞谷，靠墙边的炉子上烤着几个土豆，旁边放着锅碗和盛饭的小木桶。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摆设。

我们坐在床边上，和祝学英聊了起来。她穿的衣服早已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球鞋，脸庞黝黑而粗糙，额头和眼角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像60岁的老人。

“我今年44岁。”祝学英笑了笑，有些无奈。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年轻漂亮？她顿了顿又说：“活着不想岁数，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祝学英和丈夫有一双儿女，一家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倮保鸠村，就靠从2.4亩沙地里刨食维生。一年下来，她家只能收获200公斤苞谷和1000公斤土豆。

命运似乎专门要和祝学英作对。1996年的一天，她身患重病的丈夫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妻子和儿女，然后慢慢地停止了呼吸。那天，村里的人都听到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声。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邻居们都能看到每天她红肿着眼睛出去打牛草、侍弄苞谷苗，有时还打些零工。家里没了男人，祝学英只能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撑起这个家，供两个孩子上学。

“很多人家里条件不好，就不让孩子上学了。你这样想过吗？”我问。祝学英摇了摇头：“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书，一辈子都在这了……宁可自己饿一饿，也得让孩子们学习。”

2005年开始，中小学学杂费全免了，这让祝学英松了一口气。那一年，女儿杨丹读小学四年级，儿子杨坤福也参加了中考。

中考成绩公布了，杨坤福以全乡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三中高中。县城距倮保鸠村65公里，杨坤福只能住在学校。每学期6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学费和吃穿花费，一年至少需4000多元。祝学英咬咬牙，卖了丈夫留给她的那头牛，得了1200元，又向别人借了600元。靠着这1800元，杨坤福总算把第一学期念完了。

“以后还要花更多钱，你从哪里去弄啊？”我担忧地问。祝学英“嗯”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牛也卖了，能借钱的人家也都借了，以后怎么办啊，真没钱啊！”她也曾萌生过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可娃成绩好，周围的人都来劝我：‘让娃学，让娃学。’”

儿子上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祝学英为了省钱，天还没亮就背着一瓶水和几个土豆上路，走了几乎一整天才到县上。

“娃儿的衣服简直不像样子，其他同学的都干干净净。” 祝学英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家长会结束后，老师特意找到祝学英说：“你儿子学习不错，要把他供出来呦。”

回家后，祝学英想了一夜。老师对儿子的肯定，“逼”得祝学英又咬了咬牙——“一定要让娃读出来。”于是，她一有空就到外边捡破烂，捡到一点卖一点，卖的钱都攒起来。“捡破烂换来的钱也不敢买化肥了，总是娃儿读书要紧。”

“娃儿读书要紧”，是丈夫死后祝学英最大的人生信念。她向我讲述了2003年的一件事。

当时，儿子还在乡里读初中。她每个星期给儿子送一次煤，一次背60斤，供他生火做饭兼取暖。为了省钱，儿子经常舍不得去食堂吃饭，而是在宿舍里的炉子上烤个土豆或弄点简单的饭充饥。

一个周末，她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去给儿子送煤。为了省时间，她没有走大路，而是登上了山上那条她常走的小路。走小路近一些，但山势很陡，走一趟也要两个多小时。

这次，祝学英走到半路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让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但她仍然佝偻着身子，费力地往前走，只想着尽快赶到乡里。不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滑，尖利的石块在她身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一条小腿更是变得血肉模糊。看到背篓里的煤一块块掉了出来，顾学英顾不上流血的腿，赶紧扑过去抓住剩下的煤。

“得先把煤赶紧送去，不然娃儿可要受冻挨饿啊！”祝学英心想。她站了起来，擦擦脸上的泪水、雨水和腿上的鲜血，把剩下的煤分成两堆，背起其中一堆继续赶路。就这样，她手脚并用，半走半爬地赶到了学校。后来，她又跑了一趟，将剩下的煤全部背回。

那天，祝学英一瘸一拐地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不过，在祝学英对2003年的回忆中，不全是苦难。这年冬天，她得到了“幸福工程”2000元的帮扶款。谈到这件事时，她的眼里满是感激。

2007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倮保鸠村，并见到了祝学英的两个孩子。放暑假了，儿子在家看书，女儿打草刚回来。本来在“幸福工程”帮助下添置了头牛，可为了儿子上高中，祝学英又将牛卖了。

2009年暑假，我带着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幸福工程西部探访团”的5名学生再赴贵州，第三次来到倮保鸠村。

祝学英的儿子杨坤福领着我们去田里，找到了正在割猪草的母亲。她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看到我们很是高兴：“欢迎你们啊！”

在“幸福工程”的帮扶下，祝学英家新添了一头母牛。但由于两个孩子上学需要不少钱，她家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去年，俺家翻盖房子，政府补助了2000块钱，俺也卖了牛，但还是吃紧，到最后连请帮工吃一顿饭的钱都没了。村长就动员全村的干部，硬是帮着俺把这个茅草房改成了现在的水泥瓦房。”

我们这次来访，杨坤福刚参加完高考，考了405分，他的妹妹杨丹也上了初二。

祝学英渴望儿子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改变一家三口的命运。可是，大学高昂的学费，冷冷地横在了她的面前。

“大学学费得好几万，你怎么供他读呢？”我问。

听到这话，祝学英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光靠一两头牛咋行？我也想让儿子继续读书，可家里真没钱了。”她如今快50岁了，沉重的负担和繁重的农活，使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望着儿子，她眼神中充满了沮丧。“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让娃儿不读了，让他在家喂牛、种庄稼。再上大学的话，我实在扶不了他了……”

“有时我也想干脆别再读了，就这样了。可一想10多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是有些不甘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杨坤福跟母亲一样有些失落。

后来据我了解，因为凑不够学费，杨坤福没有去上大学，祝学英让儿子再复读一年。

巫溪县素有“秦楚咽喉”之称，境内山高坡陡、大宁河蜿蜒湍急。这片青山绿水的土地，由于道路太艰险，外面的货物运不进来，山里的资源运不出去，村民们长期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星溪村是中梁乡面积最大的村，全村140户，散布于20多平方公里的大山里。记者从巫溪县城驱车到中梁乡，30多公里的路，竟用了3个多小时。从中梁乡再去星溪村，20多公里的路，车子又走了3个小时。去星溪村的路，在城里人看来根本就不是路，碎石和大坑，让汽车几乎是一路“跳”着前行。很多路段“挂”在陡壁上，下面就是悬崖。有的地方只能过一辆车，如果遇到错车，谁的喇叭先响谁先过。

“这种路况是不是很容易出现翻车事故？”记者问。“要是司机走神就危险。去年，我丈夫的车在前面翻到河沟里，被淹死了。”陪同记者采访的巫溪县妇联的邱才秀女士平静地说。

2000年，巫溪县开展了一次名为“百村千公里”的“修路战役”。当时，星溪村的多数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有小孩的妇女。100多位女性成了那次“战役”的主力军。白天，她们要像男人一样去修路，晚上还要做家务。今年35岁的万其芝和4位妯娌，就是其中的代表。

记者见到万其芝时，她正背着竹背篓往半山腰运木柴，黝黑的脸颊上，挂着几滴汗珠。听说记者特意从北京赶来采访她，万其芝有些不知所措，喃喃道：“找我干什么？” 但一说起“百村千公里”修路的事，她一下子来了精神，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八度，仿佛又回到了修路时热火朝天的场景。

以前村里人出山，只能沿着一个小河谷往外走，途中要过很多悬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进深不见底的山谷。路上都是碎石，有时出一次门，就能走坏一双鞋。雨季遇到山洪暴发，村里人只能窝在家里，“半个多月去不了乡里，吃饭都成问题”。

“没有路，想买点东西，可困难了。山下小卖部离我家15里路。我买瓶油，早上出发，下午3点才能回到家。要是瓶子碰在石头上碎了，男人会跟我吵翻天。我出嫁那天，为我抬嫁妆的人差点掉山底下去。我的嫁妆全翻山沟里了，你说气人不？我哭了一天哟。”万其芝至今耿耿于怀。

路不好走，挣钱更是不容易，万其芝饱受其苦。她家养了猪，但卖猪往返县城要两天时间。每头猪要雇4个壮劳力抬。搬运费加住宿费要100多元，相当于一头猪的一条腿价钱。“少挣点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活猪经常在路上被颠死，死猪能被颠散架了，掉下一条腿来。”县里的猪肉贩子常讥笑她家的猪是“三脚猪”。如果再赶上县里下雨，在县城多住几天，一头猪的利润基本上就没了。“想卖鸡蛋，也很难。别说去县城，就是去乡里卖，走不到半程，篮子里的鸡蛋就得碎一多半。”

说到当年生活的不易，万其芝眯着眼睛，幽幽地哼起了一曲当地民谣：“二十四道湾哟，二十四道拐哟。山陡弯拐多，出门就下坡。住的茅草屋，吃的三大坨(巫溪特产红薯、土豆和玉米)。肥猪坐轿子，产品卖不脱。姑娘都远嫁，媳妇难得说。”打万其芝记事起，当地人的日子就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几乎天天吃红薯和土豆。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

星溪村的母亲们很有魄力，别的村子修小路，她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修一条能走汽车的大路。

万其芝的丈夫在王家兄弟中排行老二。村里修路时，兄弟5人均已成家，但都在外乡打工。几个媳妇中万其芝最有主见，她带着大嫂吴光英、三弟媳钟庭香、四弟媳朱春萍、五弟媳于顺能4个妯娌一起参加了修路。

修路的原则是“自力更生为主，政府补助为辅”，所需资金主要靠当地群众集资。星溪村每家既要出160天的工时，又要出200元钱，用来购买炸药和锤子等。200元对年收入不到千元的万其芝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万其芝和妯娌们知道修路的好处，毫不犹豫地出了。开工后，万其芝带领“突击队”冲在最前头。由于山势太险，她们一般都是先慢慢匍匐到施工点，用锤子和铁棍一下一下地在峭壁或巨石上打洞，俗称“打炮眼”。然后她们小心翼翼地半蹲着身子，安上炸药。“轰”的一声巨响，岩石被炸开，碎石乱飞。为了节省两毛钱，她们把导火线弄得很短。这样，点着引线，就得拼命往回跑，慢了就会被炸着。一次，由于躲闪不及，一位年轻妇女被炸成重伤，两年后就去世了。

爆破后，她们先用背篓一趟趟地把碎石背出去，再用锤子和铁棒把岩壁和路凿平。“稍不留神，就会砸到自己的手。”一个冬天下来，万其芝浑身都是伤。双手感染导致流脓。

有外村人嘲笑她们：“你们这些女人，恐怕一辈子也难在山坡上抠出一条路来。”可她们硬是在一年时间里，修了一条15公里的山路。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从天亮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哄女儿睡觉、准备猪草……都忙完了，已经到凌晨1点多。我累得手指头都不想动，但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上工的东西。我也哭过，也抱怨过，因为太累了。但我每次还是准时上工，没迟到过一次。”万其芝回忆说。

午饭是村里统一安排的，多是玉米饭和青菜汤。“这样的伙食，饿了，吃起来特别香。”

修路时，万其芝最担心的，就是刚1岁多的女儿。她每天背着孩子上工，有时甚至是背着她干活。村里还有五六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被母亲带到工地上，并排放在一起。还不懂事的孩子们就这样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好奇地“见证”着这一切。

孩子饿哭了，母亲们就飞奔过去喂几口奶，然后继续干活……

有一次，万其芝一直干到深夜。那天，她的脚被石头砸了，好在只是轻伤；女儿却冻病了，一直高烧不退。她没有时间带孩子去县城看病。收工时已是深夜。她独自背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一瘸一拐地往家走。路两边是山间野地，黑漆漆一片。她非常害怕，边走边抹眼泪。进家门后，她再也忍不住了，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为了女儿，我也要把路修好。不能总让她窝在这山坳坳里呀。”万其芝说。当时，村里有一个姓赵的老奶奶，不但交了200元钱，还把给自己准备好的棺材卖了，换了30元钱，颤颤巍巍地交到乡政府支援修路。她还到工地给大家送过饭，并对大家说：“也许到我死的那一天，也看不见这条路修好，但你们一定要把它修好，让孩儿辈受益。”

和万其芝相比，三弟媳钟庭香的身体强壮得多。在村里的妇女中，钟庭香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她曾三次去东北挖铁矿石。

回忆起当年修路的事，钟庭香也很感慨：“还是修路那会儿累。挖矿石至少还可以轮班。修路就靠我们这些女人，不能耽误工时，有小病也不敢歇。我们这些妇女，觉悟也挺高的，知道修路是好事。”说罢，性格豪爽的她咧开嘴，哈哈大笑。

2000年12月28日傍晚时分，钟庭香像往常一样在检查刚开的山路，看是否有遗失的工具。突然，一堆泥石从上面掉下来，将她砸倒。40多分钟后，一个从县城返家的村民发现了她，赶紧把她送进了县医院。经诊断，钟庭香双腿严重受伤。尽管伤势不轻，但她只休息了几天，就又拄着拐杖出现在工地上。

星溪村的母亲们，就是靠着这样的坚韧、勤劳和勇敢，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如今，因为有了这条路，星溪村的村民们开始脱贫致富。万其芝靠积蓄和贷款，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还经营着一个小卖部。情况好的时候，她一天能赚300多元，一年至少有上万元的收入。当年“陪着”母亲修路的婴儿，如今已经长成一个懂事的少女。看到记者来访，她关掉电视，还把妹妹带了出去。

记者离开星溪村时，万其芝和钟庭香沿着她们修成的路，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在她们的脸上，分明写满了自豪和希望！

6月30日清晨，成都在经过盛夏的灼烧后，下起了小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驱车来到龙泉驿区茶店镇照壁村，寻找曾经的“贫困母亲”——方从蓉。而这时的方从蓉已经成为了脱贫的“幸福母亲”，去年她还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

位于半山腰上的照壁村，有一处上千平方米的院落，门梁上挂着一个牌子：良种猪养殖基地。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就是方从蓉的家。院落里宽敞的猪舍旁，一间小屋就是这两年方从蓉生活的地方。但此时，大门紧锁，“这阵子她不在村里，身体不好，去镇上养病了。她太要强了，太能干了”。几乎被问到的每一个照壁村的人，都会对方从蓉竖起大拇指。

就在记者为见不到方从蓉而失望时，她的电话接通了。“比我苦的母亲还有很多，她们做得都比我好，你们应该去采访她们……”方从蓉对采访有些犹豫。最终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她，并很快在镇上见了面。

1975年出生的方从蓉，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出不少。在家中的三个姐妹中，她排行老二，但姐姐有先天性智障，妹妹又小她几岁。家里条件不好，方从蓉很小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

“其实，父亲一直希望家中有个男孩子，可以帮他一把。但后来计划生育，就没再要。我记得父亲做完绝育手术的那晚，泪流满面……”这也成了方从蓉父亲的心病。“因为在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男孩子，常常会被人看不起，也会被人欺负。”

女孩子力气没有男孩子大，农忙的时候，别人家都能早早的收工，方家只能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才能赶上人家的进度。“那个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父母在地里割麦子，我和奶奶负责把当天割下的麦子脱粒，常常从白天一直干到深夜。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是黑的，只能看到眼睛里还有些白色。最痛苦的是，满身都沾满了麦芒，皮肤会过敏，起很多大包，又疼又痒……”回忆起那段苦日子，方从蓉至今记忆犹新。

女孩子最终是要嫁人的。能干的方从蓉，很早就被认定会招个女婿留在父母身边。“妹妹结婚比我早，而且她生了个男孩。”看到妹妹给父亲生了个外孙，也算了却了老人多年的心愿。方从蓉没跟父母商量，就把妹妹叫了回来，顶替了自己的“位置”，而她则嫁入了更贫困的山区。

1997年，22岁的方从蓉嫁入照壁村的叶家。照壁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方从蓉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叶家的情景：“家里只有几间破旧的土房子，因为年久失修，窗户上的木框都摇摇晃晃，快要掉下来了。”

叶家的贫困状况远比方从蓉想象的糟糕。家中全年的收入，就是几十棵桃树的果实。因为品种老化，产量很低，根本卖不上什么价钱。一筐桃子有时候只能卖一块钱。“一年忙下来，看到桃子就那么贱卖给人家，心疼啊！”而这卖桃子的钱，还有更重要的用处——给长年生病的公公看病买药。一年后，方从蓉生了孩子，家里的生活就更加拮据。“该借的地方都借过了，总不能靠借钱过日子啊！”因为穷，家里难免出现矛盾，尤其是婆媳关系一度很紧张。

“上有老，下有小，再这样下去日子就没法过了，必须得改变”。叶家院子里有两棵枣树，以前枣子还没熟，就被打下来，吃点、丢点，就没了。1998年，方从蓉没让家里人打枣，等枣子成熟收获后，她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镇上卖了。“哇，一下子赚了好多钱，我好开心，比在山里卖枣的价格高上好几倍。”回忆第一次卖枣挣到钱，方从蓉仍然很兴奋。

这之后，方从蓉就开始琢磨起种枣树来。她从家里的枣树下，刨出一些小树苗，栽到地里，还爬上龙泉山，寻找好的品种挖回来栽。为挖枣树，方从蓉常常被刺扎得满手是血。

方从蓉这样辛苦，家里人却不理解，丈夫也不支持，邻居还抱怨。因为枣树的根伸得很长，会钻到邻家的地里去。“他们说什么不要紧，等我挣了钱，他们肯定都会跟着干。”方从蓉有自己的主意。但种树的效益还是来得慢，此时，她迎来了另一个机会。

1999年初，镇计生办的人找到方从蓉，说她已被列为“幸福工程”的救助对象，可以借给她1400元钱，帮助她进行创业。“当时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真是太高兴了。那时我们家全年的收入也就几百块钱”。方从蓉开始养起了兔子，她用800块钱买回了100只小兔崽，剩下的钱修了兔圈。“养兔子不用其他成本，兔子吃的草，是我上山割来的，留下的兔粪还是枣树最好的肥料。”就这样，靠着养兔子、种枣树，方从蓉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后来，她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卖蔬菜；再后来又换了大车，跑运输。总之，能赚钱的苦活累活她都干过，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2006年，方从蓉被评为“幸福母亲”，并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活动，这对她触动很大：“以前我们认为幸福就是吃得好、穿得好，没烦恼，但现在想想我吃过的苦，那其实是一种经历，只有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被压垮，那才是幸福。”从北京回来后，方从蓉浑身充满了力量，她想为更多的人做些事情。后来，她被推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帮助全村人找机会、找资金。当时，人们常常看到她骑着一辆摩托车起早贪黑，走东家、访西家。照壁村很多妇女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寻求自己的致富路。

两年后，方从蓉不顾家人的反对，又从“幸福工程”借了10万元钱，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办起了规模化的养猪场。她想再闯一条新路子，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因为前期的投入太大，等到把猪舍弄好时，自己住的房子，连装修的钱都没有了。方从蓉就在地上垫了块木板，在上面铺了床褥子，住进了毛坯房里。一次夜里下大雨，水流进屋里，第二天起来时，鞋都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

条件艰苦，还可以克服，可一波接一波的疫情，让方从蓉难以招架。“这两年，禽流感、口蹄疫，猪肉价格也一直不好，投入的钱回不来，我着急啊。因为疫情，附近的一些养猪场关了不少，我想忍一忍，会过去的。我的钱是借来的，大家这么帮我，我不能对不起这份信任。”

为了这份信任，方从蓉豁出去了。“疫情来了，工人怕染病，走了。我一个人伺候100多头猪，不仅要到处跑着买饲料，还得忙着防疫。”有时候，生病的猪需要隔离，可瘦弱的方从蓉根本赶不动它们。

猪圈里，经常是一个女人和一头猪打起了拉锯战，猪的叫声，人的喊声，交织在一起。最后，被弄得满身猪粪的方从蓉，一个人坐在猪圈里默默流泪。

为了照顾产崽的母猪，方从蓉干脆住进猪圈里。经常是猪吃饱了，她还饿着、守着，但还是有小猪会生病死去。每当埋掉死去的小猪，方从蓉都忍不住会哭出来。

今年，猪肉市场的行情还是不见好转，粮食、饲料的价格又一直上涨。就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去采访的前不久，方从蓉刚把剩下的猪卖了，还了一部分借款。“我身体不好，行情也不好，再这样下去会赔很多钱。先停一停，等市场好点了再作打算吧。”方从蓉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些自责，她觉得自己没做好，对不起这份信任，还不了这份情。

今年6月，方从蓉的村妇女主任职务已期满。本可以继续留任，但她选择了离开。“我感觉精力不够，把位子让出来，给有能力的人做更好些。”知道她要离开，一些人拉着她的手，不想让她走。现在方从蓉的手机里还保存着一些村民发给她的挽留短信。她说，看着这些短信会很温暖。

在与方从蓉分别时，记者问她下一步的打算。方从蓉信心十足地说：“我还会再创业的，这段时间已经考察了一些新的项目，等有好消息了一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