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学堂：知识分子曾经是那样意气飞扬

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泛滥又稀缺的时代

为学谨慎：黄侃50岁后才著书

黄侃，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师事章太炎。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以，他的论学就留下了许多至理的名言。例如，黄侃曾讲：“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黄侃眼中，真正的读书人都应该是“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这些论断，倘使今日的一些浮躁不安的治学者可以宁静地温习，都不啻为一味苦口良药。

黄侃的一生，都是慎于下笔的。他以为作文章是一种流芳千古的事业，不到水到渠成的成熟境界，不可妄自动笔。黄侃的述而不作，是真的急坏了恩师太炎先生。章太炎批评他：“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信誓旦旦地回答：“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踏实谦逊：季羡林自摘桂冠让学人汗颜

季羡林，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季老所说的三顶桂冠，是指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他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真面目。季羡林老先生学贯中西，而且有很多学问是一般人不做的，他都踏踏实实地做好。

他曾经说：“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独立自由：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称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认为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的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如此才能使学术精进。这正与他做学问要有志向，不为名利的思想一脉相通，成为其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陈寅恪强调不“为人”而“为己”，讲求的就是治学要有创新精神，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预于时代新潮流。他在著作中多次谈治学要“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倾心痴迷：梁思成流泪护城墙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生致力于研究李诫的《营造法式》，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从诫”来表达对李诫的崇拜之情。他和妻子林徽因每年夏秋都要外出考察古建筑，探寻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规律和建筑艺术史，踏访了十多个省，两百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两千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抗战爆发，硝烟四起，贫病交加都没有阻止他们。1944年，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本系统的古代建筑史，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建筑史。

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梁漱溟：一代直声 骨头最硬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皆是备受折磨，其硬骨不软。九十三岁高龄应邀授课，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梁老先生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容唏嘘掌声如潮。

梁漱溟晚年一直不提当年自己跟毛泽东的争执，他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8字箴言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才子不畏权，书生爱较真。为文一生，思虑千载，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浩浩然似罡风，瘦骨嶙峋擎天柱，肝胆向人日月明，此乃教育家梁漱溟先生之德操风范也，足为后辈代代读书人所仰慕、追随。

熊十力：很牛很“暴力” 拒挂领袖像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文革时期，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他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牌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马寅初，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大跃进时期，毛泽东陶醉于喜悦之中，以为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而马寅初就是一位铁骨铮铮卓然而立的人，他明知寡不敌众，依然单枪匹马致死坚持“新人口论”。

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批斗了几个月，终于被免去北大校长职务。儿子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便不再言语继续看书。1979年9月14日，北大给马寅初先生平反。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但仍然健康清醒，当儿子回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他心不在焉地“噢”了一声，不置一辞，照旧闭目养神，好像这事与他没什么关系。

吴冠中：最负盛名最遭物议 文革不画工农兵

吴冠中，是20世纪现代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文革时期，他坚决不跟从当时一窝蜂的现实主义创作洪流，不画工农兵绘画。他选择了“群众点头，专家鼓掌”的自我审视标准。在近30年的漫长光阴里，他一次次被打入美术界“另册”，备受主流美术界的打击和排挤。

吴冠中在艺术上最大的争议是，他晚年提出了国画的“笔墨等于零”，招来无数指责和非议。不少人仅仅是断章取义理解了“笔墨等于零”，吴冠中主要是想传递这样一种观点：艺术最重要的是传递思想和感情。

其实批判的种子在吴冠中身上一直存在，吴冠中非常崇拜鲁迅，甚至把鲁迅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誓要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

章太炎：“疯”“癫”“狂” 当众剪辫子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他早年的十大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个个名满天下。他曾因大胆褒贬人物，口无遮拦，被人视为“疯子”、“天生的怪人”，章太炎用这种世人难以理解、看起来疯癫不羁的举动，大胆表露了一个知识文人的风骨和正气。他的言行超越政见和党见，惊世骇俗，常为世人所不解，成为桀骜不驯的代名词。

早在1900年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当他听到会议的宗旨是“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着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王阳明：为学大病在好名

“为学大病在好名”出自明代王阳明《传习录》。意思是：做学问最忌讳的就是贪图虚名。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是个“拜名教”国家。中国的武人杀人杀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肯定要衣锦还乡的。项羽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享受“归故乡”的荣耀，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

阳明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在古代也许行之有效，在今天，这样的劝告，类乎东风射马耳，是会被人讥为扞格不通之论的。当前的学问人，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张謇：状元经商 只为做事不为做官

张謇，清末民初享誉四海的大商人。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从此张謇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生涯。从1896年到1924年近30年间，他筹办了数十家企业，还创办了很多学校和慈善机构，被称为“实业大王”。

难得的是他不为做官，只为做事。张謇是一个“另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而一旦进入官场，便往往迅速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人家是“学而优则仕”，他则是“仕而优则商”。即使在办厂遭遇困境时，翰林院催他回京任职，他仍固辞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0多人，仅江苏就有近50人，但状元经商成就大业并造福社会的只有他一人。

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

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机构，主要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活动，并为当政者提供参谋咨询服务。

“不治而议论”，这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稷下学宫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就“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事，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

稷下学士的议论时政，目的是以干世主，这是田齐统治者赋予他们的职责。因此，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郑玄：不乐为吏 以布衣而雄视世人

郑玄，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沉湎于书卷中，不尚虚荣，天性务实。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客人都衣着华美，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青年时代，迫于生计问题，不得不出仕。45岁被禁锢，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傅斯年：教授做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他才华横溢，桀骜不驯，一生不党，拒不做官。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单士元：怕钱扎手 被誉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故宫学大家。自溥仪离开故宫，便奉命进入皇宫清点文物，经手文物无数，在故宫工作了74年。

在古玩升值空间看涨的时代，拍卖公司重金请单士元出山当顾问，“只须他过过眼、动动嘴就成”，有的还备下酒宴力邀，他就是不去，七十余年间一直“避嫌”，不为私人鉴定。他给全家定了一条纪律：“咱们搞文物的，不许玩文物，不许买卖文物，收集文物，开文物商店。” 故宫的人都知道，单士元走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但无特殊需要绝不去库房，以示自己的人生信条。

另外，海内外公认的“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有人曾提出只须他在假画上题字画章即可发财，遭他愤然拒绝。他是文物痴，却不收藏文物；他是文物鉴定专家，却从不为别人鉴定文物。

范仲淹：寸怀如春风 思与天下芳

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之一。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心系朝廷，忧国忧民，无时或已。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铄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至今。而这种民胞物与的襟怀，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

虽然范仲淹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宦，他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但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时刻不忘百姓，把群众挂在心上。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却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

陆游：位卑不忘忧国 劳苦不忘民瘼

陆游，南宋爱国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出自《病起书怀》，这首诗是陆游被落职之后，移居成都城西南的浣花村，一病就是二十多天。诗从衰病起笔，以挑灯夜读《出师表》结束，其中“位卑”句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相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

陆游虽多次遭受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年近八十的陆游积极拥护北伐，而北伐的主持者为朱熹的政敌韩侘胄，陆游在抗金思想一致的前提下服从其调遣。时人对权臣韩侂胄多有谄媚，但陆游为其所撰的《南园阅古泉记》并无谀辞。如朱自清那句“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

谭嗣同：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拳拳之心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同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同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